对于普通人来说，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日常消费品物价上涨，肉价、食用油、方便面，都处于大约10%以上的上涨过程中。这是对于民生的直接考验。为抵御物价上涨的压力，从钟点工、保洁工、送水工、护工到民工纷纷以各种方式提出加薪要求。即使用比较温和的说法，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处于物价上涨周期之中。

　　中国经济上演的“高增长低通胀”奇迹出现了一丝混乱迹象，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物价走高已经很难用CPI数据加以遮掩，据报道，消费者信心大幅回落。上海八成市民认为物价水平偏高，二季度上海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位回落，为109.3点，比上季回落3.4点。

　　而在CPI上涨过程中，低收入阶层受的损失最大。

　　原因之一，我国 CPI指数中1／3以上都是食品类消费价格，在低收入阶层中这一部分支出所占的比重较大，属于刚性需求，因此，基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换来的必定是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恶化。为此，温家宝总理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和稳定市场供应工作。在六项措施中的一条是，“采取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临时补贴等措施，确保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

　　原因之二，我国的城镇职工收入水准上升并不均衡。从数据上来看，城镇居民的财产收入与薪资一直处于上升的过程中，且升幅超过物价上涨幅度，6月份CPI虽然达到30多个月来的最高水准4.4%，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称，上半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990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8.5%。这同样表现在各省的财产收入情况中，如广州上半年GDP增14%，而人均财产收入增长了1倍多。以这样的薪酬上升幅度应付物价上涨应该说并不困难。

　　但关键时刻分配不公顽疾再次发作。薪酬上涨有梯度效应，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民企职工工资依次而下，受政策性增资拉动，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增长10.9%，受益的多是公务员与国企员工；而受“牛市”财富效应影响，股息、红利收入大幅增加，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1倍多，受益者更为偏颇，除了得是投资者之外，还必须是炒股炒房“独具慧眼”拥有大资金获得厚利的投资者，因此，在投资收益分布极端不均衡的情况下，以一个算术平均值计算某市户籍人口家庭的财产收入，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反而会进一步混淆事实真相。

　　由于物价上涨，已经引发新一轮的加薪反弹。近日深圳举办了深港市民喜爱的百强品牌企业招聘会，招聘会共有100多家企业参加，不少企业表示，面对深圳物价上涨，用人单位也随之调整了员工工资待遇，涨幅在10%-20%，否则不仅招不到员工，而且留不住员工。编辑部近日接到一群深圳打工者联名来信，称六百多元的薪资难以经受物价上涨压力，基本生活质量堪忧，这也直逼出中国最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况。

　　从客观上来说，薪酬与再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物价，物价上涨与收入分配之间有互相震荡加强的作用。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承诺有关，其中1985年的通货膨胀是由消费膨胀引起，而消费膨胀是国有部门的工资增长失控引起，是局部收入失衡引发的全局性上涨，这一幕现在重新上演。另一方面，由于汇率升值压力，土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难以抑制地大幅度上升，由投资而来的收入加剧了中国收入的不均衡状态，使得经济一时难以降温，而物价上涨的压力则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现状下，要打破物价上升的预期是比较困难的，政府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使工资上升正确地反映出市场效率，成为正面激励机制，而不是特权阶层的红利；第二，使中低收入阶层的薪酬水准的增加幅度可以抵御物价上涨的压力，通过社会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保证中低收入阶层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第三，政府正确评估物价以及居民收入增长，避免统计数据偏颇，正视潜在的通货膨胀，从而采取与现实契合的经济政策。

　　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打赢物价增长水平，才能保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稳定，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是一个能让大多数人共享经济发展红利、具有民意基础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