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多年的“最低工资”制度有望增加新的内容。近日上海正酝酿建立最低薪酬制度，即在“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社保缴费”和“最低福利津贴”两项内容。

　　记得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语惊天下，他说，如果按照最低工资要达到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国际通行标准，那么“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可见，我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最低薪酬制度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更为重要的是，能为他们兑现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机制。

　　笔者觉得，尽管政府建立最低薪酬制度很务实，也很有必要，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言，它还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说，早在2004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颁发了《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提出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市自治区建立起最低工资标准，但从执行情况来看，并不十分理想。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天性面前，不是拒不执行，就是软抵制——延长工作时间、以包吃包住为名等方式，变相压低工人工资。

　　必须承认，制定最低薪酬制度的本质，是政府对劳动力价格进行干预。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判断，政府通过制定最低薪酬制度的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确不是最优选择。因为干预劳动市场，可能会人为破坏市场资源的配置功能和效果。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本书里，也印证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工资的形成还是应该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工资水平，劳动者不仅不会拿到高工资，也会助推通货膨胀，进而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步运行。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现实的国情决定了最低薪酬制度，只能作为一次优选择，而不能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的法宝。众所周知，与西方实行最低工资的国家相比，国内的情况有着很大差别，在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的背景下，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不但不能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工人，还会造成大批劳动者失去手中的工作，从而会直接误伤弱者的切身利益。

　　总而言之，无论是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舆论，对最低工资制度的意见和建议，还是最近上海酝酿的最低薪酬制度，都是从维护劳工权益角度来考量的，而缺少站在宏观的层面上，来进行更加宽泛的思索。笔者以为，政府与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制定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的公共政策，倒不如在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以及改善集体谈判地位上多做点文章。譬如，健全企业工会制度，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