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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管：别错把运气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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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DM.net PKU Business Review Randall Mor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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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all Morck （兰德·莫克）
加拿大阿尔伯答大学金融学教授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 Bernard Yeung（杨贤）
纽约大学斯登商学院国际商务、
经济学与管理学讲座教授
■ Minyuan Zhao（赵敏渊）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商学院
战略管理系助理教授
公司监管的三大问题
如何确保让有能力、有诚信的人来支配市场经济资源？如何使他们的决策真正为公众利益服务？这些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公司监管问题。然而对中国来说，未来几年内的突出问题可能是如何确保公司高层不是“太走运”。在此我们尝试着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公司监管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防止不胜任或不诚实的人来运作公司。在欧洲、拉美及亚洲的一些国家，有一个现象就是整个经济领域由少数富有的家族所控制。这些家族如何找到胜任的继承人就非常关键。公司用人为私为亲，可惜后裔低能，公司及国家经济饱受其苦。更概括地说，只要公司里权力分配的依据是血缘或忠诚，而不是能力，“阿斗”问题就会产生。在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等，寡头垄断企业中的“阿斗”现象是公司监管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俄国和多数东欧国家似乎正在快速向这种情况靠拢。类似的问题在国有企业中就体现为如何发掘既诚实又能干的公司领导层。将来的中国是否会步拉美、俄国和东欧等国的后尘？现在作结论还为时过早。
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明治时代的豪门望族，如三井、住友等，往往庆幸生的是女儿，因为儿子是既定继承人，如果儿子是阿斗，兴家不足败家有余。但是女儿却可以嫁给家族雇佣的最好的管理人员，从而确保下一代的繁荣。在美国的多数大企业中，中小投资者拥有大部分股份，但经营企业的是职业经理人。最优秀的学生通过竞争进入顶级商学院学习，公司董事们则通过雇佣和解聘来发掘最有能力的管理人员。成功的高层主管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
这样的高薪的确颇有争议，但是如果他们能真正管理好资源，企业还可能是捡了便宜。和许多屡屡受挫的发展中国家中浪费了的大量资源相比，这些薪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美国的做法并不能完全保证择优录用，并可能使情况恶化成第二个问题—作假。公司运营中牵涉的巨大资金自然会对那些孤注一掷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有安然、世通等公司的丑闻大案。这些公司的高层主管被绳之以法时常常自称能力不够，但这显然是他们作假的托辞。不过，许多欧洲公司的丑闻确实常常发生在无能的家族继承人身上，他们无力经营继承来的财产，只能靠偷梁换柱来维持他们奢侈的生活。
美国有一句谚语：“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公司透明化以及公众对盗窃者的谴责和恢恢法网一样都可以有效地减少作假。公司透明化让人明察不当使用国家资源的现象，尤其是在发达开明的新闻媒体竞相报导的情况下。公众讨伐作假也很重要。公司透明化再加上必要的法律手段，使腐败的官员难以庇护那些挖公司墙角的人。不幸的是，在一些很落后的国家，猖獗的腐败被认为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受到谴责。
中国当然也要解决“阿斗”和“作假”问题，让能干而诚实的人来配置资源。但我们认为，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解决第三个公司监管问题— “太走运”的经理人—可能更为紧迫。当然，其他国家也有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创纪录的石油价格为石油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这些公司后来的投资成为极大的浪费。日本的企业集团和韩国的财阀就曾经通过与本国银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得到大量资本，这使它们得以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周期中早早抓住时机而迅速积敛财富。然而，这些企业却最终将摊子铺得太大，以致这两个国家迄今仍不得不承受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负担。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能干、诚实、但“太走运”的人造成的。这些公司主管在“恰当的时间”处于“恰当的位置”，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于是就误把这种好运气当成了其天纵英才的证明。他们自认为才能出众，于是大胆地创建新企业、兼并收购、海外扩张，结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回首看去，这些公司本该向股东分发更多的红利，把多余的现金返给投资者，让他们用这些钱支持其他有前途的企业。
“太走运”带来的隐忧
中国经济正欣欣向荣，许多公司确实由非常能干的人经营着，但是这种普遍的繁荣也给一些幸运的人带来了成功。在各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已经有一定根基的企业往往很容易获取高额利润，但这只是暂时的。竞争一旦形成，那些光凭运气的公司就开始受到挑战。我们认为，中国的危险在于大量的资源在良莠难辨的阶段就已经被分配，从而造成国家财富的浪费。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中国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
1. 资本必须分配到真正能用好它的人手中；
2. 有潜质的人必须掌握足够的技能。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建立一套更完善的机制来促使人们为创造社会所需而努力。但是以上这两点更加强调了公司监管的重要性。
表1列出了各国的经济资源状况。相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资本密集度”（即物质资本与低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颇高，但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技术密集度”（即高技能型劳动力与低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组合（资本的充裕和技能的短缺）导致了“幸运经理”的问题，目前中国能胜任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才太少了，尤其是在需要财务和技术能力兼具的情况下。面对一时的繁荣，许多滥竽充数的管理人员就把运气当成了能力。
传统的公司监管问题自然不容忽视，但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的发展。表1表明中国迫切需要优秀的管理人员来使用迅速增长的资本，把“太走运”的人和真正能干的人区分开来。中国需要现有的大公司作明智的投资，同时也需要它们把资本投到公司以外有能力使用资本的人身上。资本仅在圈内流动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诸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公司，以及日本企业集团和韩国财阀所经历的问题。
也许有人心存怀疑：“会有什么问题？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它的资源肯定是由才华横溢的人掌管着的。”对于一些公司来说的确如此，但其他一些公司就是仅凭摘取伸手可及的果子而发家了。未来若干年他们仍可以继续“走运”，但最终，中国需要一流的公司，需要真正有智谋的经理来想办法摘取更高处的果子。有人会问：“为什么质疑我们的经理？我们的大企业能够收购世界级的公司”，但这恰恰反映了资本只在大公司内部流动的问题。我们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可观，也有很多企业的领导才干出众，但是为了不重蹈日本和韩国的覆辙，我们理应“居安思危”。
其他国家的经历证实了这个成语的重要性。在一个国家的“赶超阶段”，经济发展相对容易。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可以通过集聚资本、替换陈旧的管理方式、向工人们传授基本技能以及引进国外技术等实现。但是，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进一步的增长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新的管理方式、教育良好的工人和领先的科技。到那时候，为实现持续的增长，公司治理不仅仅要优秀，还要卓越。日本正是因为忽视了“幸运经理” 的问题而导致大量资金在少数凭运气的公司内部流动，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十余年的经济大萧条。
中国应该做的更明智一些。
与不胜任或作假的经理人相比，“太走运”的经理同样会导致许多经济恶果，而且由于它不易引发责难（监管者和下属员工自然不会批评看上去业绩卓著的经理），因此更难纠正。西方的金融分析家们这样讽刺“幸运”的日本CEO们：“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不计成本地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然后又在90年代不惜代价地把所有东西卖掉。”几个世界级日本公司在80年代油价奇低、贸易自由化的时期依靠技术创新攫取了巨额利润。但很快，它们便将这些财富浪费在全球资产收购的狂潮中，一旦90年代运气开始逆转，它们就只能靠甩卖这些资产来维持生存。像本田那样的公司当时在日本通产省并不得宠，但是由于它们由真正有才能的人经营，在80 年代避免了过度扩张。这些公司在90年代得以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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