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伦理式诚信与契约式诚信
|
|
| HRDM.net PKU Business Review 刘文瑞
|
伦理与契约的两难之局
由于现代化范式是西方开创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以西方为楷模。这一过程一般从器物的模仿开始，再到制度的移植，最终走到观念与价值准则的引进。在这种过程中，多数学者会认为，西方的契约式诚信是现代化的不易之道。因此，无论是从理性分析角度，还是从情感认同角度，都会对西方式的契约式诚信予以较高评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赋予其不验自明的真理性。但笔者认为，伦理诚信和契约诚信并无优劣之别。它们是不同社会进化的产物，就像人类的肤色差别一样，不能说白皮肤就优于黑皮肤或黄皮肤。
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追求相应思想和方法的适用和成本。再好的思想，如果缺乏适用条件，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被现实改造得面目全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但效果总是差强人意，事倍功半。迄今而言，中国尽管已变成了世界工厂，但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我们的竞争优势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移植西方模式的制度成本恐怕远远超过了原产地。
问题在于，伦理式诚信能不能作为现代化的思想支柱？说尖锐点，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青龙偃月刀能不能换成机关枪？现代化浪潮摧毁了滋生伦理式诚信的社会基础，我们能否寄希望于传统的复归？要复归传统，就要承受瓢食箪饮的简陋；要现代化，就得放弃熟人社会的坦然。西方范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处于两难境地。
感叹人心不古，倡导伦理式诚信，稍有不慎，就会同现代化的走向和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那些提倡“汉服”的传统斗士可曾想过，所穿的汉服是不是妻子手织的？如果用的是机织布，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再追溯下去，“有机事必然有机心”，这种倡导是不是投机就大有可疑之处。《秋菊打官司》的矛盾与冲突，全部集结在秋菊不过是想借助现代司法为自己讨一个传统式说法，而现代司法的逻辑结果却并不能满足秋菊的要求。
而试图以现代化手段建立契约式诚信，则会同民众习惯发生剧烈冲突。在西方人看来，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对上面规定的事项负责；而在中国人心里，在合同上签字意味着双方已经变成了准熟人关系。法律如果不考虑这两种内涵的不同，就有可能双输。例如古董买卖，按传统惯例，买了赝品（以卖出方不违反行规惯例为前提），只能说买者眼力不济，自认倒霉。按传统，买了赝品的主儿会把自己的失误当作耻辱，而不能责怪卖者。但按现代的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卖主的这种行为属于欺诈，要严厉惩罚，这种惩罚又因为与行规惯例的冲突而得不到有效履行，其结果就是传统被法律破坏，法律被传统消解，传统与法治俱失。近代以来中国的屡次现代化努力，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已经出现了某种令人担忧的迹象，即传统的伦理诚信被瓦解，而新型的契约诚信又未能建立。出路在何方？
伦理契约化与契约伦理化
完全寄希望于以传统的伦理诚信支撑现代社会，非但不能促进现代化，反而有可能引起倒退，塔利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完全寄希望于引进西方模式建立契约诚信，会遭遇到无形的甚至是不自觉的抵制，陷入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场域，最终消解至无影无踪。或许，中国可以融合二者。这不是以东方智慧去拯救西方，而是寻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问题。孔子曾经与叶公讨论“正直”这一概念。叶公认为，儿子证明父亲犯了盗窃罪，这就是正直。而孔子不以为然，认为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为了亲亲而互相隐瞒过错，这才是正直。对此，古今政治家和法学家不乏争论，但亲亲相隐得到了传统中国法律体系的正式承认。汉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书规定：“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大明律》也有类似的规定。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显然，1949年以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一直对法与情的关系遵从伦理准则，“屈法以从义”。至于“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要求“亲”服从于更高的“义”，比如谋反、叛逆等等，即使属于亲人也不能回护，这并不违反伦理准则。
与中国的“亲亲相隐”比照，西方社会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不得自证其罪出发，也有与中国“亲亲相隐”类似的法律规定，但这与中国的“亲亲相隐”貌似而实不同，它来自于权利义务的相应界定，这种界定的性质是社会契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把中国传统的伦理准则与西方引进的契约准则有机融为一体，实现伦理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关系的伦理化。回到晋商的例子。晋商当年的兴盛发达不全靠死守传统。以用人而言，晋商的基本准则是“用乡不用亲”。显然，“用乡”是传统伦理的继承，而“不用亲”则是传统伦理的修正。可见，晋商已经对传统伦理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又以不破坏伦理中的“道义”精神为前提。近代晋商的没落，又恰恰与不知通变求达密切关联。通变求达并不一定要求彻底摧毁传统，而是以人为的努力来推动新的“惯习”形成。从这种思路出发，可以回答篇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当代中国人能承继传统的伦理式诚信，在现代化的契约式诚信建构中，容纳伦理式诚信的精神内涵。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2007年第11期
|
欢迎订阅《北大商业评论》，分享中国高端管理智慧：
※ 《北大商业评论》每月发行一期，每期80元！即日起订阅7-8折优惠！
※ 2008年订阅特惠月：单套订阅八折优惠，多套可到7折优惠！可定制封面根据订阅人要求印刷姓名与赠送公司名称，更适合公司给高级经理们人手一份，也适合您赠送给您的尊贵客户！
>> 请点击进入 我要订购《北大商业评论》！！ 随期整散均可订阅，支持在线支付！ 订阅问题解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