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环境成为影响民营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不同的政治战略各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对苏南和温州65家企业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研究。
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
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