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文化砥砺现代管理理念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而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种文化资源。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正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指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延续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积聚力。儒家伦理精神在 17世纪以前，对于维持中国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虽然儒家伦理与以竞争为其核心的资本主义不相适应，但对于资本主义之后的丰裕社会的调节，对于21世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社会中发扬儒家文化精神，既不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相矛盾，又能与经济发展相并行。在未来的社会中，儒家思想重新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培养起自觉的道德意识，以造就一种理性与和谐的社会秩序。具体地说，儒家文化在21世纪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造就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作为知识和信息资源主体的知识分子，其状态、境界和德性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儒家文化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冯友兰先生亦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底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发扬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就是首先要做儒家文化之人。正如贺麟先生所言：“就生活修养而言，则新儒家思想的目的在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在此趋向于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之技术人员。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之儒商工出以树立工商的新人格模范……则社会秩序将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途径。”

　　儒家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它表现为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续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21世纪的中国，要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有影响、有竞争力的国家，不但需要一代具有开拓意识的知识分子，而且需要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既能参与经济运行，又不唯利是图，具有崇高的社会风范。儒家思想和伦理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的建立，具有某种补充作用。

　　(2)注入企业文化，培养群体意识。在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但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企业内部有自己的群体意识、工作伦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企业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克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3)提倡世俗伦理，调整社会风气。儒家伦理除了理论层面，更大量地表现为在群众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世俗伦理。这种世俗伦理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表现为在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如家庭生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又如社会生活中的国家与集体、上级与下级，以及朋友、战友、同学、邻里等关系。尤其是在21世纪，竞争异常激烈，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对来说显得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提倡传统的伦理精神，和谐人际关系，造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形成有理性的社会秩序具有很大作用。

　　(4)和谐人际关系，舒展紧张氛围。21世纪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生存空间更趋狭小，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种种不可预测的事件都有可能出现。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需要一种文化，来缓解一下“竞争”的压力，消磨掉一些“竞争”的锋芒，舒展紧张有余、轻松不足的社会氛围，使由竞争带来的紧张人际关系得到和谐。由此化解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化解种族冲突、部落矛盾、宗教积怨、领土纠纷、政治争论等各种引发灾难的问题，把战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带给人类社会重大灾难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对于新世纪的社会正常发展，是有巨大意义的。有人认为，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不管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大，但确确实实，儒家文化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可替代的。

　　2．儒家文化化解现代管理危机

　　现代管理是有意识、有组织、有目标的规范和约束行为。但管理除了特定的目标，如企业增加收益、占领市场等外，还有一般性的目标，这就是建立社会秩序，发展文化的创造力和促进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等。如何将管理的特定目标和一般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及管理技术相互结合运用，是整个世界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达的西方管理对管理科学和管理技术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由于缺乏一个对深化管理目标和方法的管理哲学向度的确切认知，以致于管理中出现了许多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包括：

  　一是兼并化危机。为了垄断市场，垄断资源，扩充小单位、小团体的利益及财富，不顾公平和平衡发展的原则，仰仗财大气粗的实力和金钱，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大吃小，强吃弱，快吃慢，肥吃瘦，进行恶性及强行兼并，以致于弱者破产、倒闭，甚至跳楼、自杀、上吊。这种兼并，完全背离了“人性善”的道义和精神，虽然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淋淋的凶杀抢劫，但也充满了惊险和恐惧。

　　二是机械化危机。所谓的科学管理导致人事和人力资源运用的机械化。管理者把牟利和赚钱作为首要目标，从而缺乏更高的目标。工作者为了谋生，在并不认同公司、企业和职业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以致于工作成为对人自身的一种折磨，造成工作者心理闭塞和不稳定，精神上压抑和苦恼。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因此形成人才的退化和浪费。

　　三是社会性危机。由于管理过多地向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向倾斜，使得这个社会成为一种被物质财富主宰的世界，从而造成社会公平这个天平的失衡，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危机。譬如说人伦亲情爱意的淡化，人性善良真挚的蜕变，贫富两极的分化，毒品犯罪疾病的蔓延。单拿世界上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来说，一方面是有钱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极度地享受着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带来的丰裕和满足，而另一方面，则是相当大的一群人在为生存而拼命地在死亡和饥饿线上挣扎。据世界银行于2000年9月发表的《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向贫困开战》上的统计数字，目前世界上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其中12亿人人不敷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上最富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穷的20个国家平均收入的37倍。在高收入的国家中，100个儿童里不到1个在5岁前夭折，而在最贫穷的国家里，这一比例超过5倍。在富裕国家，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不到5％，而在最贫穷国家则高达50％的儿童吃不饱饭。这种不公平，使得上帝的子民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当然是管理不当出现的危机。

　　四是呆滞化危机。由于企业越来越大，公司越来越臃肿，变得庞大分散，无法灵活应对社会需求变迁，也无法充分吸收利用新的科技，造成了社会科技一方面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沉淀闲置浪费。上述危机和弊端的存在，原因固然很多，但与缺少一套完整的管理哲学也有重要关系。现代西方的管理，应当说，在物质的层面上是成功的，但在人文精神层面上却并不怎么成功。主导西方管理的因素主要是：专业知识和技术，组织与推销能力，功利性的企业目标。这三个因素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更大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这三个要素的片面重视，导致了对人性全面价值需求和人性一般潜力的忽视。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并使理性演化为控制人性以获得利益的机制，因之也就形成了管理制度的机械化，使管理丧失了对内(人事)与对外(市场)应变的灵活能力，从而导致管理系统中的个人与群体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丧失殆尽。因此，知识和技术等工具性的因素只是管理成功和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专业知识和技术不能保证实用性和适用性，组织与推销能力不能保证通变性与变通性，功利目标表现为短视和急功近利，以致缺乏韧性和革新精神，不能保证社会的长远利益。

　　相对于西方理性的管理精神，中国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以开拓人文和实现人性为重点的个人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人文精神，自成一套卓然独立的人性主义的管理体系。这种体系，着眼于精神层面的内容，注重人性的舒展和和精神的内涵，强调长期的社会公利而非短期私利。因此，它是一种人文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的主导因素是：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调和；强调恒常的学习、反省，注重自内而外的内化作用以实现目标的精神；重视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注重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追求心灵安和、愉悦、舒展和生生不息、锲而不舍的意志。

　　儒家文化蕴含的管理精神代表了一种对人性普遍潜能的自觉，并代表了对人性包含的层级性的普遍目标价值(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宇宙)的认知，再由此自觉的认知发展出行为规范、制度规范、组织规范以作为追求及达到目标的方法。儒家文化的中心理念和价值观，投射到现代管理功能、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的架构上，就能够凸现出发挥人性、开拓人力的管理特色，就能够弥补西方管理的弱点和不足，通过人的自内而外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实现管理目标。儒家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不是以促进和改良科学管理为终极目标的，而是以改善社会的运转机能，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以促进人性社会的实现为主要目的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中国的学者也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和工业现代化发生了点火和催化的作用，如韩国、日本等，运用儒家管理，创造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从而造就了“汉江奇迹”和“日本奇迹”。但这远远没有真正发挥儒家文化的价值。儒家文化的价值，应当说主要还在其崇高的人生和社会目标，而不是其经济价值。如果将儒家文化运用到管理的社会目标上去，其产生的价值和效益将更大。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裕的21世纪，儒家文化的真正意义将会充分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