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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源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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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DM.net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网 陈晓声 吴玲 经济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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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稍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之后，学界对于中国的新工业化问题讨论很多，总的来看，关注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问题的居多，但对于人力资源在新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却论述不多。本文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必要的重视。
一、发达国家新工业化之人力资源考量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曾一度给世界带来工业文明成果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在中国，由于工业化起步晚，科技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比相对落后，工业布局不均衡以及经济体制不够成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资源与环境的问题尤其突出，再加上人口众多所带来的就业问题，使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面临陷入困境的危险。
新工业化道路是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纠偏与扬弃。这一构想，是在人类进人知识经济时代后对传统工业化道路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起，发达国家从新兴的信息化与高新技术中看到了希望，认为人类完全有可能利用现代技术解决已经出现的人类困境；通过降低消耗和开发利用新能源解决资源短缺问题；通过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类型，从传统的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1980年～2000年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升至63%，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低收入国家达到43%。还有就是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信息与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居于经济运行的核心地位，从而改变了经济运行规则；通过新经济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生产成本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激发中小企业的活力，改变形式单一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
新工业化的构想不但已经作为一种理念提出。而且已经作为一个过程展开了。人们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探索中看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光明的前景，从而使新工业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方兴未艾的新思潮，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确定无疑的发展方向。
所有这一切，信息与高新技术功不可没。没有信息与高新技术，就不能完成对原有工业体系生产结构的升级与换代，就无法遏制旧有的生产方式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也不可能对环境进行有效保护。更谈不上制造出大量的新经济产品，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品质发生质的改变。但信息与高新技术绝不是新工业化的充分条件，更不是新工业化的代名词：它只是新工业化体系的一种必要的、显性的支撑。是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要使新工业化体系真正建立、发展起来，就离不开其背后隐性的支撑，即人力资源的支撑。我们首先可以从发达国家新工业化提出的时代背景可以略窥一二。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出现新工业化的新思潮。贝尔率先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指明美国应该由工业化社会（产品型经济为主要特征）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服务型经济为主要特征），同时有预见性地谈到知识将在未来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接着，奈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提出了“信息社会”理论，从信息产业的成长性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深刻影响预见到未来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将是信息业，进而提出：“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战略资源已是信息。它不是惟一的资源，但却是最重要的资源”。而阿尔文·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对即将出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性概括，并将之上升到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高度去认识。这些思潮引领着美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服务业，使美国经济出现连续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并迅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一度领先的日本，成为雄居霸主地位的世界经济强国。
撇开其经济发展的技术因素看，新工业化思潮之所以会在美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兴起，这种构想之所以在美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奇迹，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早在这种思潮出现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储备。美国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从全世界范围内吸引、网罗大量高科技人才已成为其国家的一贯行为，这就造成了其优秀人才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世纪的40至70年代，美国抢挖了发展中国家140多万名高级人才，这些人在20年内至少为美国创造了1000亿美元的收入。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美国接受的50万专门人才中有27.5万人来自发展中国家。二战时期，美国从德国一次接走2000余名科学家则成为美国重视人才的典型案例。这样，美国成了人才聚集之地，一旦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其经济、科技迅猛发展就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不断出台、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措施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抢夺高级人才提供了法律及制度上的保证。1965年，美国曾颁布“优惠制”移民法，规定每年从移民总数中专门留出2.9万个移民名额给高级专门人才。1990老布什签署新的移民法，也同样鼓励各类专业人才移民美国。同年开始实施的H－1B签证计划则允许给特殊专长的人才快速解决签证问题。正是这些灵活、优惠的人才政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很多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都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同时，美国历来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可见一斑：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教育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州政府税收中用于教育的份额不得低于40%。这样，美国每年能保证的教育投入额达35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多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的十年经济增长数万亿美元的奇迹就不是什么咄咄怪事了。
尽管美国在人力资源的聚集、管理、使用上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他们没有因此满足，反而更加增强高级科技人才的竞争意识，树立人力资源的危机感，在关系国家未来竞争态势的人才争夺问题上，一直体现着国家意志与社会共识。正如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在2003年的报告中所宣称：“美国所面临的高科技人才竞争与短缺，正在挑战与危及美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与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问题，无非是要在21世纪的竞争中继续保持人才优势，从而保持美国在高新技术和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这恐怕是美国长期快速发展的秘密所在。
另外，开放的人才管理体系、高昂的人才消费以及长期一贯性、灵活性的人才运行机制，已成为欧美国家人才管理的特征。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欧洲各国，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也早已形成了规范的格局。他们有较完备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法制体系，有巨大的、开放的人才市场体系，还有极具吸引力的薪资福利制度，都保障了人力资源的储备、使用与合理配置，也使得欧洲各国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能快速跟上高新科技率先崛起的美国，并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欧洲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以及整体实力上都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从以上材料看出，发达国家的新工业化构想、实施，是在有了充分的人才储备的背景下进行的，人力资源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都起到过而且会继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了人才的聚集，才有了思维的碰撞，才可能不断创新技术与知识。因此，人才是因，技术、知识是果，而不是相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才充分聚集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已开始进一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创意人才”，通过高级人才之间的集聚效应，思维的碰撞，最大限度发挥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艺术家、投资者及中介人员的创新能力，使国家在核心技术体系和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体系方面形成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竞争态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这种差距，绝对不是可以单靠技术因素来缩短的。中国要走新工业化道路，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一人力资源因素的巨大作用；如果只关注科学技术方面的表面要素内容，就会舍本求末，新工业化的进程也必然最终受挫。因为从根本上说，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或生产者）才是最革命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以往的竞争本质上其实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未来的竞争也必然如此。
二、中国新工业化之人力资源考量
新工业化道路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其产生、发展、进而全球化的过程中会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即不同国家的新工业化道路，在体现时代性的共性的同时，也会因民族工业发展程度、文化体制上的差异以及自身存在问题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特色。目前，从总的方面看，我国新工业化道路首先要符合国际新工业化的共性：l、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技术密集型；2、高新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的运用；3、产品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生产成本产品；4、知识的充分创造与运用，这一点就取决于人力资源是否在企业、产业中处于最终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水平的地位；5、低消耗，高效益。应该说，离开了这五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工业化，而只能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复。
但是，从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我们不可能不顾现实盲目超越，来一个新工业化的“大跃进”，这是由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现状决定的。目前，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加入WTO较晚，许多领域还没有与国际接轨，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现状主要有如下特点：1、完全符合新工业化标准的企业比例相对较少。这部分主要包括国家重点扶持的特殊行业企业、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在国际市场初步站稳脚跟的知名品牌的大中企业和近几年沿海、江浙一带兴办的外资及合资小企业。2、东北和中部的传统老工业基地仍停留在高消耗及劳动密集型的水平上。3、中小企业近年来异军突起，数量上升较快，但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大多数仍属于粗放型。4、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富余劳动力相对集中，同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目前仍属于高投入低产出行业。5、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及内地的部分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而且总体比例跟不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
针对这种现状，主张“技术突破”的国内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的应对措施。如主张直接引进、学习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以信息化加速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实现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淘汰，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换代。还有提出以信息智能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和太空科技作为重点发展产业，“把大力推进新工业化科技的发展放在首位，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新科技革命来推动新产业革命，并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另外，还有主张发展循环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这是解决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些对策无疑都抓住了新工业化的重要环节，也是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新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因素考量。但基于前面的分析，发达国家的“技术立国”口号在我国是不完全适用的，因为我们前期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储备，除发展较好的一些省份、城市外，大部分地区产生不了人才的集聚效应，即使引进了先进技术，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如果驾驭高新技术的能力达不到，宏观与微观调控水平不够，社会发展综合平衡的能力不强的话，发展过程中显露的或未显露的负面效应势必难以得到及时纠偏与防患，一旦积重难返，将会造成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损失。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新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因素，而是认为，离开了人力资源的考量，技术因素的双刃剑效应将一如既往：建设与破坏共存，发展与倒退共存。
我国新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源因素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信息化与人力资源
新工业化产生于信息时代，是以信息化为鲜明特征的。随着IT技术的不断突破，整个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化程度也愈来愈高，不仅是生产领域逐步被高智能技术所占领，管理领域也被信息化所覆盖；不仅大企业、政府实现信息化，中小企业也在追求信息化管理并通过信息化与大市场接轨。但信息化不能仅被看作一系列的网络技术、电子管理应用系统及软件，信息化更应被看作是信息与知识的创新、传递、交流、整合与分配，同时，组织的重要决策权、选择权只能由组织中的人来行使，不可能交付电脑完成此类工作，即使再怎么高级的电脑也不行；没有高素质的、熟悉信息化管理的人，就无法通过信息化真正实现组织的有效性、高效性和创新性，充其量只能有限地提高一些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递、整合受到局限甚至阻碍，高性能的网络应用系统也只能向客户提供低质量的信息服务，达不到其应有的效能。因此，离开人力资源的有效支撑，信息化将是低水平的、不可持续的和无生命力的。
（二）现代企业与人力资源
中国新工业化道路的主体工程有几项必需的选择：已达到新工业化标准的企业、产业面临进一步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提高在国际上的抢占高新技术制高点的任务；传统老工业基地面临以信息化进行改造，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任务；在国民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的农业则面临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举的双重任务，其主要出路在于以工带农，走公司加农户的路子，大力兴办中小型加工和营销企业，从而实现农业的集约化转轨，并同时就地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服务业则需要更好地研究企业的各种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力争做大做强，走向国际舞台。这样看来，我国的新工业化道路，与现代企业的发展速度关系甚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工业化道路就是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道路，新工业化的程度也取决于现代企业的发展规模和质量。
现代企业是信息化与知识化的企业，是管理、生产和销售必须融入全球经济的企业，是对于全球市场有着高度敏感及应变能力的企业。企业的最终竞争力取决于人才的集聚、理念的整合程度及由此体现出的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的适应性。企业的真正财富不是资金和产品，而是高级人才对知识的创新、传递和运用，使企业成为人才的聚居地、知识的制造系统和先进理念的整合组织。所以，现代企业如果没有人力资源的有效支撑，就不能很好实现内部绩效的严格管理、资金及技术力量的合理分割以及流程环节的科学监控和重组，也就无法适应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这种要求决不是什么过高的要求，即使是在我国的落后地区，新建立企业也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变化的各种因素，也就是说，企业从建立之初，就客观上要求以全球性思维方式（global－mindsets）给自身定位，创造一些条件，从某些环节人手，通过合适的途径，尽可能地向高标准靠拢。例如，进入新世纪后快速发展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就是中小企业向现代企业科学管理迈进的有效途径.值得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力推广。只有以这样的态度搞工业，兴企业，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无技术、无知识、无环保、无先进经营理念、仅有一点眼前利益的、落后的、无发展前途的企业，才能为以后的新工业化道路扫清障碍。
（三）政府与人力资源
未来的一段时期，是我国由小康社会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政府将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政府角色转变的成功与否。政府要从原来的控制、主导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新工业化形势。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体地说，我国政府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从经济建设的主导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真正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则通过充当中介的方式给企业提供良好、周到的服务，使政府从经济大舞台的前台退到幕后，这样才能使市场获得最自由、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二是下大力气完善公共服务的职能，着眼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真正实现“大社会、小政府”，使全社会都能享受到来自政府的高效、便捷的服务，以适应民主、开放社会的发展趋势；三是推动建立非官方的、民间的各种组织，以利于更好地整合社会资源，在社会发展上进一步调动各种力量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增进各种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开放性，将政府置于更广泛的民众的监督之下，以减少社会发展决策的失误。政府的及时转型，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新工业化进程，解除新工业化道路上的体制羁绊。
政府的转型从理论到实践都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利完成转型，要适应信息化社会中深刻变化的现实，要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没有科学、规范、先进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高能力、具有创新观念的人员队伍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未来的社会中，政府必须具备全方位服务、监控社会单位的能力，必须具备对各种社会信息进行及时反馈的能力，还必须具备优化、调配、整合社会上人力、物力及知识资源的能力，如果政府本身没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想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政府与体制拖了后腿，对新工业化的发展的阻碍将是通过任何高明的办法也无法克服的。我国政府从1993年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通过完善培训制度不断提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素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尽管从整体上远未达到要求，而且各地区政府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有较大差距，但其发展的速度与规模都是非常可观的。2005年，曾庆红同志在全国实施公务员法工作会议上提出公务员要不断提高“促进发展、推动改革、维护稳定的本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本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本领，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自主创新的本领。”同时，2005、2006年国家人事部连续下发一系列有关公务员培训的政策法规。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从整体上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素质、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决心。可以想见，有了高素质、高能力和极强创新能力的人员队伍，再加上现代化网络技术条件，在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必然能不断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为我国的新工业化道路起到很好的保驾护航作用。
三、结语
新工业化道路是我国本世纪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完成“三步走”第三步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我们在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人力资源的考量是这一进程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有些观点认为我国新工业化的基础较差，特别是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因差距过大而无法奢谈人力资源，这是极其短视的看法。面对这种状况更应该格外强调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因为抓好这一环节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果效。特别是在国际人才市场繁荣、人才流动便利的条件下，如果能高度重视这一因素，采取各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的有效措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占据一定的优势，那么，下一阶段的新工业化道路必将会出现全新的快速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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