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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4-12-24 11 |
作者:佟 新 |
来源: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Tsinghua |
内容提要：本文力图说明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的变化趋势。首先，劳资关系的话语正发生多元化的变化，资本的强势显而易见，第二，在全球化下，可以通过“扩大的劳资关系”来认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三，传统意义上的劳工数量在相对减少；劳动者内部出现分化。第四，工人阶级的团结问题需要重要反思和研究，这一问题已引起劳动社会学领域的关注。与此同时，新的与资本相抗衡的力量正在悄然兴起。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正在迎来一个全球化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的确在经历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经历着知识经济席卷全球，也经历着世界范围的消费社会的到来。本文不想就全球化本身展开论述，而是想论述全球化的趋势对世界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一
劳资关系顾名思义是有关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资方）的关系，随着各国工业形式的不断变化，这一描述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相互关系的话语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使用者一方具有的国家性质，致使资方性质难以确定，因此人们习惯用劳动关系替代劳资关系。 “劳动关系”一词更多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指劳动力使用者——国家——通过计划体制支配、管理全部生产、流通、分配的过程，国家充当着“总体职能资本”（马克思语）的作用。国家的角色兼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工利益的代表者为一身。工会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管理职能的延伸工具。应当看到既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也是相对复杂多样的。在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话语下，劳动者被预设在某种位置上。美国社会学家沃德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在经济上依赖工厂，政治上依赖党和管理人员，人事上依赖他们的顶头上司（Walder, 1986）。”实际工人并非处在如此被动的地位上，劳动关系更主要的是一种结构化的关系，工人的能动性通过政治运动、非正式的群体关系等运作着。改革开放的20年，劳动关系内部发生的变化最显著和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迁。今日中国，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已下降到50%以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私营企业、外来资本等已使资方主体显化，具有了明显的马克思所论述的劳资关系的性质，即资本雇佣劳动和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逆的事实，外来资本的进入和内部资本的再生产正日益合法化。在这种形势下，“劳动关系”的话语已不能准确地表达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资方）之间的关系了。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有关劳资关系的话语应当且有必要得以展示。
西方国家，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一词常常被我们翻译为产业关系或工业关系，在这一词汇中已丧失了劳资关系所特有的冲突意味，更多地强调了现代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的意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关系是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其学理意义上升为（简单化）为如何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充分发挥各方能动性的问题。在日本，劳资关系一词被“劳使关系”的概念替代，明确强调这一话语是指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话语有意模糊了劳动力使用者背后的资本意含。
无论是中国的“劳动关系”，还是西方的“工业关系”以及日本的“劳使关系”，其内在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皆是通过“替代话语”的使用弱化劳动和资本（labor and capital）的关系，这种替代话语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劳资之间的冲突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劳资关系中的政治意含依然存在，资本雇佣劳动和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丝毫未改。劳资关系话语的式微是一件值得警惕和反思的事情。人们是否看到：众多劳工的基本利益（如就业权）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势下一点点地丧失。更令人警惕的是，劳工权益的丧失常常被赋予合理且合法的理由，正是这些占在资本立场上的理由，以巨大的话语权使劳工们的合法权益的失去成为必然，成为合理，成为人们熟视无睹的常态现象！全球化的过程通过资本的强势会深刻地影响劳资关系。第一，参与冲突的群体成分会发生变化，管理者替代了资本家，技术型劳工替代了体力型劳工。第二，引发冲突的问题会发生变化。与全球化相对应的地方力量将显现出来。第三，冲突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冲突肯定会存在的，但可以置疑这些冲突中含有多少工人阶级的声音。
在全球化的话语下，我们有必要通过使用劳资关系的话语来显现劳工生活真实的一面，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劳资关系的现状、变化的特点和变化趋势来认识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
二
通过劳资关系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厘清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人们常常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二元结构，毫无疑问二类国家是二元结构，它们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发展。但二元结构并没有清楚地揭示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两者的关系正是劳资关系一样，是资本雇佣劳动和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关系，这样一种“扩大化劳资关系”的概念，有利于我们来理解全球化以及它具有的资本主义的特性。正是对全球化发展道路的历史预期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扩大化劳资关系”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资本的代表，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劳工的代表，我们会看到一种“类劳资关系”，两者的关系位置依然是资本的强势和劳工的弱势。
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面前，几乎所有的国家皆会因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周期性扩张而沦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处于半边缘或边缘地位，“类资本”的发达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的输出剥削边缘国家的事实正反映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依照阿明、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看，边缘国家越是陷入世界体系，就越依赖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经济格局，就如同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强迫性依赖关系。如多斯桑托斯的分析，发展中国家被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被发达国家用以下四种机制剥削：不平等贸易，服务费吞占，通过资本输出直接对国际劳动力进行剥削，债务和国际援助。
资本主义新型的组织方式和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发达国家手中的利器，它们不断强化着资本的力量。首先，从资本主义新型的组织方式看，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及跨国公司等都强化着发达国家或者是资本的优势。跨国公司为了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不断通过合并而扩大。美国的通有电器公司，总资产达2551 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达1989亿美元。这些跨国公司深入到世界各地，控制着世界范围这种超大规模的公司跨国是全球化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一大特点第二，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技术提高了资本的力量。资本和技术之间互为载体，没有资本的技术无法走向市场，没有技术资本不可能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技术对资本的亲和力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家构成发生变化，比尔.盖茨的传奇在今天看来已不再具神话的色彩，它体现的只是资本对技术的宰制力。此外，信息的作用下加速着物质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转移速度，它提高了发达国家资本的使用效率，几秒钟内大笔的金钱就可以进行洲际间的流动。在全球的“类劳资关系” 中，技术不可能平等地达到每个国家、每个人。发达国家的资本霸权如今切实地表现为知识霸权。产权保护的另一层含义是实现了知识对劳动的进一步异化，因为应当供人类分享的智识的进步成为支配人、控制人的力量。国际资本在不对称的竞争中形成的垄断性知识霸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类劳资关系”难以改变，人类的各种进步的结果仍然难以改变这一系列已经被设定好了的权力关系中。
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的“类劳资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全球化的操纵者是具有霸权地位的超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它们如同资本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一样本能地不想改变这一霸主地位，而是要利用全球化获得更多的好处，甚至可以说，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自己的不发达而急于要挤入这一全球化的进程，以致于不得不听命于发达国家，甚至不得不摆出欢迎剥削的姿态。这是权力关系使然，是劳资关系的本质使然，它映照出资本的强势。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看，这场可能出现的全球化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它显示了资本借助技术力量和组织力量所特有的霸权地位和统治力。这使我不禁想了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对于全球化的反思，在他看来“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与其说会助长民主的国家制度，不如说会助长独裁的国家制度。……. 经济国际化所导致的后果是每个人都无法轻易摆脱的。人成为发展进程的客体，而不是主体（达伦多夫，2000）。”那么，资本对于人的异化正以更隐秘的、更无法抗拒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进行，在物质力量的催眠下这种异化甚至是令人愉悦的，而劳工们的呻呤被掩盖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中。
三
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劳资关系的一方——劳动者，我们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全球化下，传统意义上的劳工是否还存在？笔者认为，存在着两个趋势，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工在减少，甚至消亡；第二，劳动者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
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使发达国家的劳工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但发展前景却是相近的，即传统意义上的劳工比例缩小，甚至有可能消失，这一劳工数量减少的过程是以其地位的不断失落或一种“名正言顺”的淘汰方式进行的。
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产业工人数量不断减少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在机器力量的作用下转变为新型的技术工人。传统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工正在西方的工业文明中消失。1995 年，美国出版了杰莱米.里夫金的著作《工作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和后市场时代的开始》，公开揭示出后工业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正走向终结。根据法国著名左派学者安德列.高兹的统计，1961-1988年间英国的工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已缩减到了44%，法国为30%，瑞士为24%和西德的18%。在 1975年至1986年的12年间，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工业工作已在几个欧洲国家消失。在20年中，法国失去了它在1890-1968年间所创造的几乎同样多的工作。美国学者乔治.华盛顿教授在1996年预测，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蓝领工人将会从1995年占美国劳动力的20%缩减到10%，甚至更少。同时由于办公室工作自动化，非专业白领工人比例很可能从现在的大约40%减少到20%-30%。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后工业社会，是否还存在对“劳工（labor）”的需求？如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社会主义理论家A.勒菲弗尔所描绘的“闲暇文明”或A.戈尔茨称之为“空闲时间文明”时代的话，作为与资本对应的一极——劳工便会渐渐地被消解。因此，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已开始提出要割断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之间的习惯性联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也已过时。
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经历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洗礼，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大批劳工的打击更凸显了这一点。全球一体的经济运作方式的前提是存在着“全球统一大市场”，但却很少有人揭示在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背后是全球统一劳动力市场。在一个非全球化的市场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了巨大的出口优势；而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结果只能引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诸如中国相对于四小龙，印度相对于中国，这种恶性竞争的结果是直接损害劳工的利益。此外，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得不直面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在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廉价的机器设备的竞争中，劳工们不战而败。因此，大批传统意义上的劳工在发展中国家被淘汰出局，成为结构性失业的牺牲品。以泰国为例，80 年代后期外国资本大量入侵，金融市场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时，泰国自身的工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劳工密集的工业，90年代，当受到中国、越南和印尼的廉价出口产品的竞争时，大部分本土工业不得不走向削减生产成本或输入先进机器的道路来加强竞争力，结果导致劳工阶层急剧分化。童工、农民工、散工和临时工被大量雇用，劳工的工作环境和保障被削弱，贫富差距加大，工会力量减弱（Charoenloet, Voaravidh，1998）。可以说，全球化过程正把最廉价的无技术的劳工以一种自生自灭的方式淘汰出局。
传统劳工数量减少或被抛弃并不意味着相对资本而言劳动者的消失，它只表明着劳动者构成的变化，其变化的方向是不断的多元化和分化。以发达国家为例，大约60 -70%左右的劳动大军会逐渐由知识型人员组成，他们是掌握技术的人员、信息系统的设计人员、经理人员、教授、教育工作者、科学家等。应当看到，资本主义正以制度的方式不断生产出和再生产出分化了的劳动者队伍，这是资本得以强势，劳动者力量式微的关键所在。这里有两个关键性的机制，一是劳动力市场；二是教育制度具有的宰制力。
多重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是分化劳动者力量的关键机制之一。第一，全球至少存在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市场可以称之为高级劳动力市场，他们是由知识与技术精英组成的，他们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具有无限的稀缺性，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失业与就业的概念，只有拿报酬多少的区别。他们既受资本的雇佣，又同时具备了与资本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力量。而另一个劳动力市场是传统意义的劳动力市场，也可以称为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它们以非知识与技术型劳动力组成，在新的产业结构和全球化趋势下，他们具有绝对地饱和趋势，其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使结构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成为一种常态。两种劳动力市场并存，但其中的差别甚至已含有了某种质的变化。一方面，高级劳动力市场的高收入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低收入形成鲜明对照，它反映着两者在社会地位和对资本议价能力的本质差别；另一方面，两个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对于一个没有知识与技术的劳工来说，高级劳动力市场是完全封闭的，虽然它总是短缺的，但对于大量劳工来说是根本无法进入的。第二，经由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分化具有一种更加分化劳动者队伍的力量，那就是它通过就业与失业把底层劳工分化为有工作的劳工和没有工作的劳工。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对在岗人员是巨大的精神威胁。第三，全球化有着一种趋势常常易于被人忽视的分化劳动者队伍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的劳工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之间的分化，这种分化经由与全球化相对应的一极——民族主义的作用下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的仇恨。我以为，这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内在机制之一。每当一个地方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一个堂而皇之（有时是用暗示的方法）的理由就是外来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相当比例。失业工人自然把仇恨转移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自农村的民工以及应当回家作主妇的妇女身上，他们满有理由地认为，正是这些劳工的廉价而使自己失去饭碗。
资本主义导致劳动者分化另一个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制度通过把一个“体力劳工”转变为“知识型技术人员”的潜能来宰制劳动者的分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凸显了教育制度具有的阶级内涵和制度的宰制力。第一，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普遍地存在于各个领域和各个国家。美国二、三十年的发展经验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虽然在近30年内有着稳步的增长，从1979年至1987年，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青年的实际工资上升 11％；而同期只受过中等教育的男青年的实际工资则下降20％。又一统计表明，从1973年到1993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美国人的每小时实际工资从 11.85美元下降到8.64美元（Ethan B. Kapstein，1996）。在智利，从1980到1990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对于高中毕业生上升了56%（联合国，1995）。这在某种程度上警醒我们，全球化和知识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并不会普惠于每个人，它更可能是一种可被资本利用的工具，通过资本主义越来越成熟起来的制度为资本自身服务。第二，教育制度自身具有分化的力量。人们进什么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与教育相联系的文凭制度与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相呼应，文凭加入到符号化的工业组织方式中，经由教育把劳动者抽象为“高级人才”与“劳工”。
总之，全球化下具有的是分化劳动者的力量，本质上劳工阶级不会真的消失。面对问题很可能是劳工阶级在社会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劳工的声音，研究忽略了去问问那些被解雇的人（甚至是被IBM或微软解雇的人）和那些以牺牲稳定和集体利益向上爬的“劳动者”的真实想法。从批判立场上看，近年来研究对劳动者声音的忽略正是全球化过程中社会科学全盘理论化的后果之一。
四
面对数量减少的劳工和日益分化的劳动者构成，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还存在劳工的团结？或者说是否还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用学术的观点看，我们要问：劳工们是否天然地具备阶级意识并具有阶级认同？如果劳工天然地具备阶级认同，那么全球化会强化全球工人阶级的团结。反之，则会影响劳工的团结。回顾工业社会的发展历史，各国都总结出一整套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制度，总体上是一种“三方原则”，即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工人联合会）、企业行会（雇主联合会）和政府三方共同协商，最终达成集体协议的原则。这种工会和企业及企业行会通过制度化地制定规章制度和协调办法共同促进其公平、和谐和稳定的劳资关系不可缺少政府在双方关系中承担的协调功能。这一制度的形成是经过无数劳资纠纷而整合出来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是至今仍然在发挥功能的制度。全球化使我们反思三方原则的基础。无论是行业工会，还是企业行会都是建立在一种“群体利益”基础上的，而全球化带来的群体利益的分化本身将会使三方原则面临挑战。因此，全球化下学者们面临重新解释和反思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构成，有关“阶级”的概念和由此理解权力和阶级间的关系的方式成为劳动社会学领域新的主体部分。
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学说，还是韦伯的有关“经济、社会地位（职业声望）和权力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分析结构，本质上都是一种“整体性”的假定。新的一些研究视角强调重新定义阶级，强调阶级构成的多样性，尤其是把阶级的概念超越出经济这一单一的向度，使阶级与文化、权力相联系，并视其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网络中建构出来的。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下的阶级和阶级行动重要的启发意义。
英国著名的研究劳工史学者汤普森用历史的方法分析劳工运动，由此导致了70 年代至今劳动历史研究的巨变。汤普森强调应当根据工人们的“共同经验”来分析工人的团结，同时他把研究的注意力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工作以外的家庭和社区，通过消费和社会再生产来分析工人阶级。依照汤普森的话来说：“阶级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常常具有制度化的表述），它不能抽象的和孤立的来定义，它只能以同其它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来定义，关键的是它只能以时间为媒介——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阶级不是一件事，而是正在发生着的东西（E.P. Thompson,1965）。”汤普森还强调了阶级构成的连续性，即考察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阶级的叙述。他认为，“当我们谈到阶级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定义人们阶级时的非常不严谨的部分，如具有各种相同的利益、经历、传统和价值体系，作为一个阶级的人具有一种气质，人们以自己的各种行动和以阶级的方式与其它群体的人发生联系（E.P. Thompson,1978）。”
列贝克（Jerry Lembcke）认为，阶级是“经济和权力运作”的结构化过程，工人阶级的文化是其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源泉。在他看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与阶级能力相关。资本具有流动性，特别是在全球化下，而劳工相对静止，这样的一种相对状况就“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结盟，使他们的共同体不稳定，由此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资本的流动不仅提高了资本的积聚力，还提高了资本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能力。也就是说，是资本的运作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和阶级行动的失败。列贝克强调工人阶级的力量依赖于工人阶级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在工人阶级文化的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并由此产生阶级的能动性（Jerry Lembcke，1995）。列贝克的阶级结构理论表明了阶级行动和阶级能动性的实践形式。
在此特别一提的是巴巴列特（J.M Barbalet）的观点，他认为，阶级行动的基础是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得自于人们对共同处境和利益的认识，其中情感问题特别值得关注。他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指出共同阶级意识的失败，因为知识分子对利益的关注转向了对消费行为对象的关注。在他看来，重要的问题是发展能动性理论。在他看来，“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任何对行动——包括阶级行动——的严肃思考，都不能离开社会情感的理论化。绝大多数理论家都不喜欢这一点。在阶级社会里，情感被认为是主观的、个人化的、具有破坏性的存在，它会破坏严肃的思索。”在巴巴列特看来，这种资产阶级的困惑被康德、韦伯等人得以知识化的表述，现在到了该抛弃的时候，阶级理论中应当加入对情感的严肃讨论。在他看来，马克思是关注情感的，马克思是把情感的动员能力放在完全的实践意义上。马克思是带着情感来写作阶级的团结和忠诚、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愤怒和憎恨以及充满信心地希望着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情感决定了记忆、理性、价值和学习等心智方面的因素。人们卷入的阶级行动意味着他们的情感关注。“尽管阶级社会中，情感的经历是个人的、主观的，但它产生自结构性的关系中，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权力和合作的特殊形式来辨别。情感不仅产生于社会关系中，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的行动偏好，并产生能动性的情感基础，由此产生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情感问题常常被置于社会心理学中的“建构者”的位置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J.M.Barbalet, 1996-1997)。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应当关注群体行为和集体能动性的情感研究。
全球化下，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R. 爱德华（Richard Edward）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控制机制中，劳工并不是被动的，劳动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反抗的经验有着重要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控制工人模式不是资本家单方控制的结果，而是在遭到工人反对后，即遇到控制危机后的逐渐发展出来的。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斗争还是有意义的（Richard Edward，1979）。布鲁威（Burawoy）在《生产的政治学》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微观车间里的政治与宏观的经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对工人生产场所的观察和研究，他发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家扮演的不同角色对企业生产具有制度性影响（Burawoy， 1985）。
在关注工人阶级的团结问题时，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正在思考什么是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笔者相信，社会并非依帕森斯的理论那样是一个功能整体，而是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一个阶级斗争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冲突和矛盾是一种常态，在冲突中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发展。全球化过程把劳工的问题摆在全世界面前：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结构性的失业人口，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知识劳动力或机器的竞争，不得不要么降低劳工工资；要么降低劳动条件。社会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事实和资本主义所标榜的各种民主精神有着内在的冲突，正是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问题通过商品出口而展示出来。目前，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是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水平、就工资和雇佣条件向各国提出建议或作出劳资关系的规定，以此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实现社会正义。此外，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环保主义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并用行动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在一些有过殖民经历的发展中国家，也集结着带有民族主义情结反抗资本主义新殖民的集体行动。
参考书目：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roenloet, Voaravidh: Indust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Working Class in Thailand., 载于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就业政策与权益保障》（香港），1998,第49页。
E. 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0.1971.
E.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Miliband, R. And Saville, J.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257.1965.
E.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85. 1978.
Ethan B. Kapstein: “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May/Jun, 1996。
J.M.Barbalet，1996-1997: Class Action and Class Theory: Contra Culture, Pro Emo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60, No. 4 Winter 1996-1997, 478-485.
Jerry Lee Lembcke, 1995: Labor History's 'Synthesis Debate':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s. Science & Society, Vol. 59, No. 2, Summer 1995, 137-173.
Michael Burawoy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hard Edward，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载［德］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第214页。
联合国：<<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 第56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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